林彪、叶群两口子的性格与命运
左起：林立衡、叶群、林彪、林立果
来源：选自《党史博览》
摘要：20世纪60年代初，叶群记载了林彪的言论：“何谓当代杰出人物？即是‘一号利益’的忠实代言人。”
“主席，他本人便是群众力量的化身，一人之力胜过亿万民众。与他的关系融洽，即等同于与全体群众建立良好关系，这便是最高的支持与信赖。”
林彪强调必须“聚焦一号活思想”，并将其所思所行纳入工作议程。他巧妙地借鉴了毛泽东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理念，稍作改动，将其诠释为“自他而来（表达其需求），至他而去（向他汇报）”。
叶群将此归纳为对毛泽东的“迎合策略”，即不遗余力地迎合并响应毛泽东，小心翼翼地追随其思维路径，试探性地提出“建议与策略”。
“应将广泛拥护与顺利推进视为根本原则，效仿恩格斯对马克思、斯大林对列宁、蒋介石对孙中山的关系。跟随这一路径，便是掌握关键要领。需步步为营，争取一人之力，即可掌控全局。”
恋爱与整风
叶群，本名叶宜敬，根植于福建闽侯之壤，于1917年降临于京城，比林彪少十年光阴。1934年9月，她踏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男子中学的女子班级，开始了她的求知之旅。
1935年，叶群投身于“一二·九”运动，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次年7月，她前往天津深造。
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的前夕，叶群紧随天津第二批南下的学生队伍抵达南京，顺利考取了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职位；此后，她投身于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的培训之中。不久，她历经辗转，最终在南昌新四军驻地的引荐下，抵达了革命圣地延安。
1942年，林彪归国之际，与她相识。此后不久，他们便喜结连理。
在延安，叶群的个性特征日渐鲜明，这一特质尤其在她的恋爱经历及参与整风运动的过程中得以充分体现。
在整风运动前夕，林彪曾对她展开追求。然而，前一天两人关系破裂。次日在校门口偶遇我时，她情绪激动地对林彪口出恶言，指责他品行不端。我虽曾劝慰她，告诉她：“即便不爱他，也不应对领导干部抱持如此态度。”
在这段时间里，叶群公然将林彪致她的亲笔信展示给同学们，一时间议论纷纷。贺龙亦闻此消息。某次，西北局书记高岗陪同贺龙前往延安县委，并借此机会向贺龙介绍了当时担任延安县委组织部长的薛明。在交谈中，贺龙得知薛明与叶群相识，两人曾一同从江西来到延安，于是他对薛明说道：
“将林彪同志的信展示给同学们是欠妥的。关于恋爱问题，若你持不同意见，完全可以保留。为何要将林彪同志的信公之于众？既然你们关系亲近，能否私下提醒她今后避免此类行为？”
薛明传达了贺龙的意见给叶群。
1942年9月，林彪与叶群喜结连理后不久，便启程离开延安，前往重庆参与与国民党的谈判事宜。而叶群则留在了延安，投身于整风运动之中。在干部审查的阶段，叶群同样受到了党支的严格审查。
《贺龙传》中提及，叶群于1937年滞留南京期间，曾担任国民党电台的广播员。她与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的国民党教官关系微妙，并参与了国民党三青团所举办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主题的演讲竞赛。此外，她还向国民党CC系主办的壁报投递稿件。
薛明回忆说，在1942年的延安整风期间，贺龙同志前往部队检查工作，而林彪同志则前往重庆参与国共两党的谈判。我曾与叶群探讨南京的相关事宜。她坦承曾在南京发表演讲，内容涉及三民主义，并表示“唯有蒋介石才能成为我们唯一的领袖”。然而，当我要求她亲自向组织作出解释时，她却立刻开始撒泼，哭泣和嬉闹，甚至在地上打滚，指责我趁林彪同志不在，意图加害于她。我意识到此事棘手，于是将她带到了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王鹤寿同志那里。
在延安的审查干部阶段，数百乃至上千名干部接受审查，叶群便是其中一员。她被揭露的种种事宜，亦不足以构成重大问题。
薛明出于一片好心，劝叶群向组织坦白个人问题，然而，当叶群指责薛明“趁林彪不在，意图陷害于她”后，薛明顿时感到处理此事变得棘手起来。
为了辟谣“有意伤害她”的误解，我不得不将她带到组织部寻求公正。这无疑是一种揭露，在党的整风运动背景下，只要事实清楚，不夸大其词，不虚构事实，便无任何可指责之处。
然而，叶群对这一事件始终耿耿于怀，这亦成为其日后在“文革”期间，凭借手中权力，借整顿贺龙之名，对薛明进行残酷打击的一个关键因素。
贺龙和薛明
恋爱与接受审查，前者带来喜悦，后者则带来忧虑。在这两种情境中，叶群的应对方式展现出一种共通的特色——那就是他的反应过于夸张，充满表演性。
林彪对她穷追不舍，此事竟成了她炫耀的资本。于是，她开始对林彪进行辱骂，甚至将林彪的信件公之于众，以此来提升自己的地位。
审视整风运动的历史，其中确实存在一些不那么光彩的事件，她因此情绪激动，又哭又闹，甚至装作疯癫，以此手段博取他人的同情。
常言道，人生宛如一场大戏。叶群便是那位将整个生命舞台演绎得淋漓尽致的女演员。
被称为王熙凤
1943年，叶群生下林立衡后，因为没有奶，喂孩子发生困难。林彪对此束手无策，而叶群到处说好话，终于弄到了奶粉。林彪颇为欣赏她的活动能力。后来，他曾对人说：
“不吹不拍办不成事。我们在延安要不是叶群能吹能拍，连个奶粉也搞不到。”
林彪欣赏叶群，并不能说明她的伎俩有多高明。她之所以能搞到奶粉，说到底还是因为在她身后站着林彪。
在延安搞奶粉还只是叶群小试牛刀。
新中国成立后，叶群转业，在教育部任副司长。她并不常上班，主要精力用来照顾林彪。
1950年，高岗的夫人李力群带着林彪和前妻张梅所生的女儿林晓霖从沈阳到北京，看望林彪。
林晓霖（右）和母亲张梅
林晓霖1942年出生于苏联，从小就进苏联的幼儿园和小学，因此只会讲俄语而不懂汉语，跟她母亲对话也是使用俄语。她随母亲回到沈阳后，仍然进入由苏联人办的使用俄语教学的小学。
李力群带她去见林彪时，林彪将她抱在膝盖上，同她说话。父女俩对话，一个用汉语，一个用俄语，叶群便在中间充当翻译。
谈话完毕，林晓霖虽然感到林彪和李力群的表情有些怪异，但也没有多想。
回到沈阳，李力群对张梅说：晓霖和她父亲谈话时不讲礼貌，说林彪“不像个将军”，甚至还骂林“是狗”。
张梅听了很生气，便就此批评女儿。林晓霖根本就没有说那样的话，因此委屈得大哭一场。
林晓霖事后得知，是叶群利用当时在座的大人都不懂俄语，翻译时做了手脚，以离间她和林彪的父女感情，更重要的是使林彪认为孩子如此无礼肯定是大人教唆的，从而对张梅产生厌恶感。
此后，林晓霖到北京读书，和叶群接触多了。叶群偷看她的日记，私拆她的信件。林晓霖同她的关系十分紧张，曾经称呼叶是王熙凤。
叶群的亲生女儿林立衡也是受害者。
左起：林彪、林立果、叶群、林立衡
1968年，叶群派人到全国各地为林立衡物色“佳婿”。有人在东北找到一名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此人会写文章爱作画，相貌亦佳，叶群很满意，但林立衡对他却没有感觉。
叶群逼林立衡表态同意。林立衡报告林彪。林彪指示：
一、给豆豆找对象要找拿枪杆子的，不要拿笔杆子的；
二、找对象的条件要按照德、才、体、貌的顺序，不要光强调相貌;
三、究竟选谁，最后由豆豆做主。
林彪让秘书向叶群传达他的意思。叶群听后火冒三丈，但她不敢向林彪发火，就去找林立衡算账。
林立衡闭门不出，叶群就在门外破口大骂，骂得十分难听。林立衡就是不开门。
最后，叶群破门而入，但不再骂了。因为林立衡已口吐白沫，昏倒在地。她已服毒自杀。
叶群忙将她送到医院抢救，同时告诉秘书们，对首长一个字也不能透露。至于林立衡自杀的原因，她向已知此事的秘书说，是林彪逼的。
而当林彪要找林立衡时，她让秘书说，已到外地出差了。因此，林彪直到死可能也不知道女儿曾经自杀过。
林立果、林立衡
和林彪一起揣摩毛泽东的心思
1953年“高饶事件”之后，毛泽东提出：
“林彪要准备到中央来工作。来中央之前，要注意熟悉全局，熟悉中央工作情况、人事情况，特别重要的是要认真读十来本马列主义的书。我认为他这个人的思想还比较深刻，但光有这点是不行的。一个负重要职责的高级干部，知识总要广一点才行，要渊博，光渊不博是不行的。”
毛泽东让一名负责干部把他的话向林彪传达。林彪听了后既喜又惧。
“高饶事件”后，林彪从消极方面接受了教训。他曾两度到过苏联，对斯大林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一拨一拨的党内斗争印象颇深。他和叶群都非常喜欢看中国历史和历史题材的小说，研究如何处理高层领导的关系。
林彪十分关注历代开国将帅的命运。他和叶群在笔记中曾抄录唐玄宗李隆基的话：“西汉诸将，以权贵不全；南阳故人，以悠闲自保。”他们似乎对进入高层很是忧虑。
但他读到曹操当丞相后认为自己已成“骑虎难下”之势时，在书上批了一句：“不要轻易骑上去。”他加了一个副词“轻易”，说明还有“骑上去”的欲念，不能做到六根清净。
他还抄录了《三国演义》中歌颂刘备困处曹营“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的诗句，把自己比作刘备。
1957年夏，林彪一家到北戴河疗养。当时，来北戴河的领导干部很多。叶群特地交代工作人员嘴巴要严，不能随便向外人讲林彪家里的情况，即便是对中央办公厅和军委办公厅的人也不能讲。林彪家里的所有工作人员都严格执行，唯恐出错。
有一天，叶群突然动员大家出去洗洗海水浴，跳跳舞，看看电影。秘书吴欣峰正纳闷，叶群说出了真实用意：
“不过你们可不能光玩。给你们一个任务，就是要注意观察其他首长的言行，回来向我和首长说说。”
几天后，叶群果然要听汇报。她坐在凉亭下的躺椅上，林彪则低着头在附近来回踱步。工作人员站立在叶群周围，都没有什么好说的，只好拿“毛主席游泳真行，一游就是两三个小时”之类的话来搪塞。
1958年5月25日，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名第六。
此刻，林彪的思想开始倾向于“顺势而为”。为了规避风险，他进行了长期的观察与深思熟虑。叶群作为他的得力助手，耐心倾听他的阐述，不时提供补充意见，展开深入的讨论，并最终将他的心得体会详细记录。
他先是为你炮制了一个名为“你的”观点，尔后擅自对其进行篡改，实则是在捏造——这正是老毛惯用的伎俩。今后务必对此保持警惕。
林彪与叶群共同撰写了大量研究毛泽东的笔记，其中以“一号”、“姨毫”、“莫噢”等别称来指代毛泽东。在当时的环境下，林彪深刻认识到，若欲获取显著的政治利益，赢得毛泽东的信任是不可或缺的关键。
20世纪60年代初期，叶群详细记录了林彪的言论。
何为当代杰出人物？不过是迎合权势的走卒（随声附和之辈）。
“主席，他就是亿万民众的代表，一人之力可抵亿众，因此，与他的关系融洽，便等同于对广大民众的关怀，这无疑是至高无上的支持。”
林彪强调必须“紧抓首要的活思想”，“将所思所想之事纳入议事日程之中”。
他将毛泽东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理念进行了巧妙改编，变作“自他而出（倾听其需求），复归其处（汇报其事）”。
叶群将这些策略归纳为对毛泽东的“迎合之道”，即想方设法去迎合并响应毛泽东的意愿，小心翼翼地跟随毛泽东的思路，进而提出“建议和策略”。
“将大力支持与顺利推进视为核心策略，应效仿恩格斯与马克思、斯大林与列宁、蒋介石与孙中山的关系。紧随其后，便是掌握关键所在。须步步紧跟，争取一人之力，即可赢得全局。”
“不应只追求真理，更要学会顺应潮流。”即便决策不尽人意，也应予以支持——这是至关重要的，否则便是固守教条。
林彪、叶群讨论结果：不撒谎难成大事。
林彪、叶群和江青
编造四条证据扳倒罗瑞卿
1965年11月底，林彪、叶群发起对罗瑞卿的攻击，成为“文革”的前奏之一。
30日，叶群携带着林彪转交的致毛泽东的一封信件，以及近一年来所搜集的十份针对罗瑞卿的揭发材料，抵达杭州，并向毛泽东进行了为期六七小时的详尽汇报。
一方面，她宣称罗瑞卿反对政治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她指控罗瑞卿对林彪持有敌意，意图夺取林彪的权力。
若是对罗瑞卿的争议是围绕政治与工作的争执，那么针对林彪的抨击则触及了野心之嫌。叶群将她的揭露焦点集中在了后者。她宣称：
罗的个人野心已膨胀至近乎狂人的程度，除非林将其国防部长的职位拱手相让。一旦他坐上国防部长之位，必将索求更为显赫的职位，这宛如无底深渊，永无止境。
……
1964年，罗氏迫使林氏退位。国庆佳节过后，罗氏与林氏相见，语气激昂地言道：“病患，不宜干预，宜将位子让出。”步出房门时，他再度提高嗓音，斥责道：“勿挡道。”林氏一时气极，竟至晕厥。
家中成员路经走廊，恰好捕捉到了罗所述的言辞。林对我言道：
“我自愿退位，但国防部长一职乃主席亲自任命、中央所封，即便我退位，也应将位置让予真正有德有才之人。罗凭此条件，显然不配接任此职。”
叶群讲的这个故事出自自己家里。如果说揭发人是林彪的话，证明人就是叶群，反之亦然。旁人未必相信。于是，叶群又把1965年5月病逝的刘亚楼搬出来，爆出更加耸人听闻的材料。她说：
刘亚楼对我说：六三年以来，我几次想和你谈几点意见，是罗交代的。
四点意见是：
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看林彪同志要上政治舞台的。
二、你的任务很重，应保护林的身体。
三、(林)再不要干涉军队工作了。
四、放手要罗总长工作，信任他，一切交给罗负责。
我对刘说：“每个人都上了政治舞台。林荣誉很高了，无意再进。这是中央决定的问题，不是我们应谈的问题。”
刘说：“你怎么这么迟钝。你如果办到了，林进入政治舞台，不管军队，让罗干，总长不会亏待你的。”
我说：“这是对我最大的侮辱。”
回来路上小孩都说：“刘讲得不对，你答得对。爸爸又没有野心。”
回家后，林说：“你答得对，今后不准讲这个事，这是违背原则的事。”
叶群编造“四条”可以说是煞费苦心。
叶群接着说：
2月19日，刘要见林，刘又谈“四条”，说要团结罗，尊重罗。林说，够放手了。罗没人缘，政治不挂帅，封锁我，对罗要一分为二。
林无意中说罗看人不准，六二年罗要陈××当总长。刘听后大惊说：“哎呀，原来总长不是我！我上当了，被玩弄了！我是贫农的儿子！”
叶群这一段话是在暗示，罗瑞卿曾经向刘亚楼许愿，以让他当总参谋长为条件，让刘亚楼向叶群转达“四条”。结果罗瑞卿选择的总参谋长却是陈××。因此刘亚楼便认为上当和被玩弄了。
叶群所说罗瑞卿要陈××当总参谋长完全是子虚乌有。陈××资格很老，但人望不高。叶群编造罗瑞卿要让陈××当总参谋长，目的是强调罗瑞卿看人不准。
叶群的指责是十分严重的。但是，那“四条”因刘亚楼已死，没有证据。
而说罗瑞卿在林彪家里说什么“应让贤”，同样没有旁证。
听了叶群的“揭发”后，与会的许多人表示怀疑。
刘少奇听了“四条”后说：“这是死无对证。”
邓小平对于林彪、叶群对罗瑞卿的诬陷根本就不相信，对批罗是消极和抵触的。后来，在“文革”中被迫作检查时，他说“对于这个斗争的严重性质一直没有理解”，坦言“实际上是在开脱罗瑞卿”。
至于说到罗瑞卿推荐陈××当总长，因为太离谱，更是没有一个人相信。因此，在上海会议期间，周恩来和邓小平奉命同罗瑞卿谈话时，两人只转达了“四条”，而没有提陈××。罗瑞卿在“九一三”事件前后写的材料都没有涉及此事。
罗瑞卿复出后不可能去翻整他的档案，因此他到去世可能都不知道叶群造的这个谣。
罗瑞卿
12月16日，上海会议结束，罗瑞卿辞去了军内一切职务。鉴于许多人不相信刘亚楼说过“四条”，认为这是叶群的编造，叶群又指使吴法宪去欺骗和胁迫刘亚楼的夫人翟云英，以制造伪证。
在林彪鼓动下，一些干部在1966年1月召开的全军政工会议上提出继续开批判罗瑞卿会议的要求。经过毛泽东同意，从3月4日起，在京西宾馆召开了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小组会议，42人参加，对罗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3月1日，林彪对这次会议作出指示：
“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其他问题甩开，集中力量开好这个会，肃清党内的危险分子，去掉军内、党内的大炸弹、大地雷。”
在庐山放火，最终延烧到了自身
对于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的风波，人们已经耳熟能详。事情的梗概是：
林彪发言大讲天才，不指名地攻击张春桥。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叶群、邱会作等在各小组热烈响应，煽风点火，掀起了一场揪张春桥的风波。这一风波被毛泽东制止。毛泽东点名批判了陈伯达，林彪集团从此一蹶不振。
李作鹏、邱会作在回忆录中所说的情况跟吴法宪说的“大同小异”。
问题是这一场风波是怎么掀起来的。回答是：
一、因为张春桥人缘极差，民愤很大。二、因为有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各小组的鼓动。
再追问一句：陈伯达、吴法宪一干人哪来的胆子，敢发起对张春桥的攻击？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忽略一个细节。
吴法宪回忆说：
“下午，我们见到叶群，问起林彪讲话的事。从叶群那里知道，在会前常委们休息时，毛泽东说由他主持会议，要周恩来宣布会议的议程，康生作修改宪法的报告。接着，他又问林彪讲不讲话。林彪说：‘想讲几句，主席看可以不可以？’
林彪接着说，‘有一个问题，想请示一下主席，就是在宪法小组工作会议上，发生了争论。最近听到吴法宪同志讲，八月十三日宪法小组会议上，张春桥反对提天才，不同意写国家机关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公开反对自从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全党所通过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副词，即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一个评价，还说连赫鲁晓夫也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说三个副词是一种讽刺。’
林彪把八月十四日的情况大体讲了一遍，这时周恩来也点了点头，表示他知道这回事。
毛主席表示：‘这个要讲一讲，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
毛主席又问林彪准备怎么讲，林说：‘想讲两点，一是关于宪法修改草案，感到这个不错。第二是讲一讲天才问题。’
毛主席还说：
‘这个张春桥的后台一定是江青，一定是他(她)搞的。’”
李作鹏、邱会作在回忆录中所说和吴法宪说的“大同小异”。“大同”是：叶群告诉他们，毛泽东同意林彪在讲话中不点名地批评张春桥。“小异”是：李作鹏将汪东兴说成和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听叶群“吹风”。
这一细节十分重要。因为在当时要整倒在中央工作的某一个人，不经过毛泽东同意是绝对办不到的。林彪、叶群对此深有体会。
为达到整倒张春桥的目的，叶群便向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吹风，说毛泽东已经同意因为三个副词问题不点名批判张春桥。通过假传“圣旨”动员他们去揪张。
左起：邱会作、吴法宪、叶群、黄永胜、李作鹏
但是，毛泽东对此事的说法却是：“林彪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
《毛泽东传(1949—1976)》引用了这一说法，并指出：
“到全会临开幕前一刻，林彪突然向毛泽东和几个常委提出‘要讲点意见’。至于他要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都不清楚。”
毛泽东和叶群所说完全相反，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毛泽东、叶群两人谁说的是真，谁说的是假，这可以从他们当时的处境来判断。
所谓处境是指他们在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前及其间的所思、所行，各自的目标是什么，以及打算通过何种途径达到这一目标。
三个副词，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产物，其首创者就是林彪。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1966年8月12日通过的会议公报中充分肯定了林彪的提法，提出：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这一公报是经过毛泽东审阅的。也就是说，在1966年8月，毛泽东同意使用三个副词。
但是，从1968年9月起，毛泽东曾经多次删去他认为过分的个人崇拜的三个副词等词语。
1968年9月，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社论初稿《世界革命人民的航向》时，在删去“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的同时，还删去了“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等语，并批示：“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九大的党章时，毛泽东又两次圈掉“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
当时有人曾反映一些与会者的意见，对毛泽东说：
这三个副词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公报上有的，新党章不写不好吧？
毛泽东回答：“党的代表大会有权修改以前的任何文件。”
因此，中共九大通过的新党章和政治报告都没有这三个副词，在宪法草案中也未写三个副词。
1970年4月3日，在审读《列宁主义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一文的过程中，毛泽东主席删减了诸如“当代最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毛泽东同志即是当代的列宁”等表述，随后作出批示：
“对于我的言辞，已删减数段，皆属无关紧要，易招致他人反感的部分。此类话语我已阐述过百次，却鲜有人予理会，实感不解其因。恳请中央各位同志对此予以探讨。”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中采纳了三个副词的提议，然而在中共九大党章中却将其删除，对此，毛泽东于1971年南巡期间给出了自己的阐释：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出了三个副词。然而，彼时正值战乱频仍，动荡不安，当时真的有必要如此吗？
自九大以来，我们便需齐心协力，争取更为辉煌的胜利。此刻，我们亟需降温，张贴各式宣传像，不论日晒雨淋，都显得分外辛劳。
至于那所谓的“伟大”，我自认为拥有四重‘伟大’，而你们却无一例外。所谓‘伟大的导师’，其实不过是称谓上的差异，一个教员而已。当然，导师在学问上自然要比教员更为卓越。
九大党章中的三个修饰词，我已将其划出。既然九大党章已然确定，为何不翻开阅读一番呢？
自中共九大召开以来，毛泽东同志洞察时局，认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已稳固掌握在党与政府手中，国家局势已脱离了动荡不安的局面。因此，他主张个人崇拜的风潮应当适度降温。
若林彪于会议召开前向毛泽东透露张春桥与吴法宪就三个副词所生纷争，毛泽东必会明确表示，正是他下令删去那三个副词，绝无将责任转嫁给张春桥或江青之意。
林彪要在会上讲话或许报告了毛泽东，但不可能向毛泽东亮出揪张春桥的底牌。如果亮出底牌，毛泽东不会同意。毛泽东所说“没有同我商量”即指此。而叶群为达到打倒张春桥的目的所说毛泽东同意不点名批评张春桥则是撒谎。
在叶群向吴法宪、李作鹏以及邱会作陈述不实之言之际，陈伯达并未身处现场。而针对陈伯达的谎言，则是在不同的地点发生的。
叶群精心策划，分两批散播谣言。
首次，叶群向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透露了毛泽东在会前与政治局常委商议的情况，其中毛泽东同意林彪对张春桥进行非指名道姓的批评，这一细节正如吴法宪所回忆。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陈伯达并未出席，原因在于他本身就是政治局常委。若他当时在场，或许能揭露叶群所编造的谎言。
第二次的情形发生在返回住所的路上，叶群在陈伯达的面前，再次提及林彪在发表讲话之前，曾向毛泽东汇报，却未曾提及政治局常委们商讨的内容。只要陈伯达保持沉默，这在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三人面前，便等同于为叶群作了证。三人目睹陈伯达在场，对叶群所言更加坚信不疑。然而，陈伯达却是首次听闻此事。
鉴于谨慎行事的原则，陈伯达特地直接向林彪求证。林彪并未直接给出答复，而是转而询问陈伯达消息的来源。待陈伯达告知林彪是叶群所传之后，林彪采取了默认的沉默态度。
一方面，可以理解为毛泽东知晓林彪将要发表讲话，却不知其具体内容；另一方面，则可能意味着毛泽东不仅知晓林彪将要讲话，还洞悉了讲话的具体内容。
面对林彪那模棱两可的回答，陈伯达当时误以为其意指向后者，进而断定这等同于毛泽东的认可，因此他开始积极行动，意图将张春桥的名声抹黑。然而，直至酿成大错，他方才领悟到，林彪之所以选用“知道”而非直接言明“同意”，实则是暗示他的发言并未获得毛泽东的正式赞同。
汪东兴是毛泽东的亲近之人。叶群若对汪东兴散布谣言，极有可能露出马脚。
汪东兴积极参加围攻张春桥，是因为他对江青，连带着对张春桥非常不满。汪东兴参战，对林彪夫妇来说，乃是“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是意外的收获。
叶群散布毛泽东同意不点名批判张春桥的谣言，在庐山这一场风波中只是一个细节，但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细节。正因为她散布了这个谣言，就壮了陈伯达和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一干人的胆，他们才敢分头在各组发言，鼓动揪张。
叶群造的谣对这场风波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但是这把火最终却延烧到了林彪、叶群自身。
叶群对周恩来习惯性地撒了一个谎，酿成机毁人亡
林彪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似乎又回到他出任国防部长之前那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之中。这一年，他照例在苏州过冬。1971年3月返回北京后又立即转移到北戴河。
北戴河是避暑胜地，尽管夏季比较清凉，但冬季却比北京冷。3月间，海边风大，春寒料峭。这么早就来到北戴河，在林彪每年的避暑史上是罕见的。4月19日，林彪返回北京。
在京期间，林彪在公开场合露面共有两次。
第一次是五一劳动节晚间在天安门城楼上看放烟花。
第二次是6月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由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林彪和周恩来作陪。
这两次，林彪见到毛泽东都形同陌路，而且都在活动中不辞而别。
毛泽东与林彪最后一张合影
6月15日，林彪全家又到北戴河。此后，他和毛泽东就再也没有见面。
同林彪深居简出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林立果的猖狂活动。林立果在空军内部组织了一个效忠于林彪和自己的秘密组织“小舰队”。1971年3月下旬，“小舰队”主要成员拟出《“五七一”工程纪要》，准备实施武装政变。
此时，毛泽东急于解决林彪问题，这是因为林彪这个接班人并不合他的期望。而他已经是78岁高龄。岁月不饶人。如果听任林彪问题悬而未决，那他百年之后，林彪就会接班。他虽然不希望林彪接班，但也不希望有大的震动。
因此，毛泽东给林彪施加压力，迫使他检讨、辞职，用平缓的手段把林彪这个接班人更换掉，应该是最佳选择。而这一任务必须在中共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开会前完成。
为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发动了“批陈整风”，催促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作检讨，不断给林彪施加压力。但是，林彪就是不检讨。
为给林彪施加更大的压力，毛泽东于8月15日乘专列开始南下，到中南、华东等省市巡视。在同各省市和各军区领导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名批评了林彪所说毛主席“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他还指出：“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
他还将林彪比作彭德怀、刘少奇，称同林彪这次斗争是第十次路线斗争，并说错误路线的头子改也难。
这些信息传到林彪那里，林彪十分惊慌。在叶群的督促下，林立果加快了策划政变的步伐。他和“小舰队”的主要成员准备谋害毛泽东；如果不成，则南下广州；再不成，则逃向苏联。
此时，毛泽东也在防政变。9月12日，毛泽东出人意料地比往年提前返回北京。
林立果在策动江腾蛟、鲁珉、关光烈、王飞等谋害毛泽东遭到婉拒或推托并得知毛泽东已回到北京后，于9月12日乘256号三叉戟到北戴河。林立衡通过八三四一部队向中央报告了林立果等人的异常情况。
周恩来于23时30分打电话给叶群，首先问候了林彪，然后询问知不知道有专机到北戴河。叶群习惯性地撒谎说：“不知道。”
但她很快明白，这是瞒不过去的，于是又改口说：“有，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他要上天转一转。”
周：“是否去他处？”
叶群回应道：“原本打算前往大连，但这里的天气已略显寒冷。”
周恩来：夜间飞行不安全。
叶答：“今夜不宜起航，待明日晨曦或日上三竿，届时天气转晴再行起飞。”
周劝语重心长地说道：“切莫冒险飞行，实在不安全。务必准确掌握气象状况。”他续道，“若有需要，我将前往北戴河探望林彪同志。”
叶群挂断电话，心中不禁忧虑重重。她深知，在专机事宜上，周恩来已然洞悉了她所编造的谎言。
她向林彪汇报完毕，林彪意识到，若其子动员的那批人中仅有一人投案自首，他便将面临彻底的覆灭。素来行事谨慎的林彪顿时惊慌失措。
此刻，南下的广州之路已不通，他们匆忙作出决定，即刻前往苏联。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截，他们驾车直冲机场，在一片混乱之中，匆忙登上飞机。在副驾驶、领航员和报务员均未登机的情况下，强行起飞，朝北飞去，最终却在温都尔汗遭遇了覆灭。
叶群向周恩来不经意间撒的一个谎，却要了她和林彪、林立果的命。